经济日报2月27日讯(记者 熊 丽 顾 阳)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都市圈发展现状如何?都市圈发展有哪些新趋势?影响都市圈发展的藩篱怎样破除?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意见》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告诉记者,都市圈发展是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般性规律和普遍现象。美国、日本、欧洲国家一线城市都已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都市圈。近年来,美国、英国、日本的人口仍然在向纽约、伦敦、东京等都市圈集中,在都市圈内部仍然出现人口向核心大城市集中。
“综合中外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都市圈发展的四个条件中国都已同时具备,这是判断中国城镇化进入都市圈时代的主要依据。”冯奎表示。
第一个条件是城镇化率超过50%,进入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显著增强,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开始加速形成都市圈。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0%,2018年底达到近60%。目前,中国许多大城市打出都市圈发展战略,通过都市圈这种方式建立“朋友圈”,实现“软扩容”是大势所趋。
第二个条件是核心大城市已经足够强。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为引领,其他30座至50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构造已初具雏形。
第三个条件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较为充分成长。长三角、珠三角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目多、质量高,有利于充实都市圈的内容。除了建制的城市,一批特大镇、特色镇的成长,为未来都市圈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四个条件是高速公路和高铁通勤发展迅速。最近,轨道交通项目加快审批并进入规划建设程序。轨道上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其他都市圈正在加紧形成,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的提速,将为中国都市圈大发展创造条件。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认为,我国城镇化呈现出都市圈化新特征。以上海都市圈为例,长三角地区人口以上海、杭州为核心集聚连片分布,上海都市圈城市核在2010年—2017年间人口增量为64万人,同期外圈层人口增量接近城市核增量的2倍,高达125万人,昆山、江阴等节点性城市人口均超过150万人。珠三角地区同样呈现出人口加速外溢的特征,人口在广州、深圳间连绵分布,外围的东莞、中山等均为百万人口级城市。
“以都市圈为统计单元的GDP、人口、投资、创新要素等各主要指标显示,都市圈已成为各类发展要素在空间上聚集的主要载体。”顾强说。
顺应未来发展大势
冯奎认为,都市圈发展是未来30年的发展大势。以核心大都市圈带动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在引领国家发展和赢得全球竞争中具有重大意义。
专家表示,从中长期看,只有大都市圈建设才能快速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短期内,加强都市圈建设的相关投资最为有效,因为通过人口集聚可以释放国内消费需求。
“根据测算,在核心大城市周围50公里范围内,GDP增长潜力比其他地区每年高1个至2个百分点。”冯奎表示,在美国,大约一半的GDP集中在约20个大都市圈周围,金融危机之后的恢复也主要靠大都市圈的带动。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论坛上,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物流成本等,大多数产业具有集聚效应,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更明显,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尤其有才华有梦想的年轻人。
任泽平认为,城市群、都市圈比小城镇更节约土地、更节约能源、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符合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都市圈经济不同于行政区经济,它是一种巨大的市场化力量,能够带动区域间、城乡间新一轮产业与人口优化调整。”冯奎表示,都市圈空间结构调整是区域、城乡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冯奎认为,树立都市圈导向,还有利于克服当前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例如,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又如,轨道交通缺乏都市圈意识,导致轨道交通缺乏必要投资效率,也导致都市圈迟迟发展不起来。特色小镇发展布局过多、过滥,导致巨大资源浪费等。
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还有助于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目前,我国已有19个国家级城市群,其中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群就有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其面积达到31.7万平方公里,事实上支撑这个城市群的是武汉大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南昌都市圈等。这些城市群需要立足现实,将发展重点优先放在都市圈上。”冯奎说。
务实推动要素流动
近年来,我国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是,城市间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顾强认为,都市圈是一个高度融合的网络状城镇体系。首先是一个强大的“核”,即人口集聚、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的中心区,这是都市圈的核心依托;第二是一个延展的“轴”,以交通廊道为载体、链接中心区和周边中小城镇的发展轴线,构成了都市圈发展的主动脉;第三是辐射的“圈”,中心区辐射带动周边城镇所构成的圈层区域,是支撑核心城市发展的广阔腹地;第四是关键的“点”,即都市圈发展腹地中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节点城市,构成了都市圈的新增长极;最后是紧密的“网”,都市圈各城市间存在密切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联系网络。
“都市圈不是简单地把城市群切小一点,而是要更务实地去推动区域要素流动。都市圈是最好的改革空间。”冯奎表示,大都市圈建设涉及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目前,上海与苏州、嘉兴,深圳与东莞、惠州、汕尾,广州与佛山等已在这方面实行了改革,核心方向是打破行政管辖边界进而有效配置资源,涉及规划、土地、人口、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多方面机制创新。这是下一步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这些方面,《意见》明确了相关政策举措,要求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抓手,以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融合发展为重点,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
顾强预计,到2035年,我国将有70%以上的人口增量集中在都市圈范围内,都市圈的人口迁移也将更理性化。
冯奎认为,要加快都市圈核心大城市培育,并通过基础设施连接以及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挥核心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和特色小镇的带动力。同时,加快实施都市圈地区的乡村振兴。
按照《意见》设定的目标,到2022年,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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