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2月24日报道（记者 王世琪）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这是去年8月在合肥举行的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给长三角发展提出的一个新目标。

　　半年来，沪苏浙皖向着同一目标，力争上游、竞相发力，长三角新发展格局构建不断提速。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之年。向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目标，沪苏浙皖又将如何发力？

　　近期，记者仔细研究三省一市的4份政府工作报告后发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篇大文章中，三省一市既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又努力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乃至全国一盘棋的发展大格局。

找准定位

打下稳定的“圈层”基础

　　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先来看看长三角的“圈层”。

　　不像摊大饼式的平均用力，而是一层一层不断外延，每一层有每一层的重点，以点带面。这也是支点和枢纽的要义。长三角，正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点枢纽”。

　　但圈内有圈，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能级有差异，在这个“小圈层”中，也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从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清晰看出四地的自我定位。

　　“圈层”的核心，自然是顶着“长三角地区唯一国家中心城市”光环的上海。而上海也有“大哥”担当，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

　　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谋划和推动，充分发挥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共同打造强劲活跃增长极。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面对靠硬实力说话的区域竞争，上海提出全力优化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

　　上海政府工作报告出炉的当天，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区倍受关注。这5个曾经被称为“与上海的关系甚至不如昆山近”的外围区迎来发展大机遇，上海将把这5个新城打造成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此举将是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在新发展格局中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的关键一招——作为长三角市区存量开发最完整的城市，挖掘周边新城发展增量，无疑会更加充分地释放带动效应。

　　2020年，苏浙两省GDP分别破10万亿元和6.4万亿元，稳坐国内第二、第四把交椅，且保持稳定增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两省定位也颇为相似。

　　江苏提出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发挥有力支点和战略枢纽作用；浙江提出努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苏浙两省均将目光落在练内功，培育更有竞争力的发展“策源地”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两者定下的共同目标，浙江还提到培育国家中心城市。

　　“省域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集中资源，把握重点，才能事半功倍。”浙江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与江苏的相似点，在于省域发展“多核驱动”，浙江要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江苏则有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四座破万亿的城市，“集中力量发展这些城市，是两省更好承接上海优质资源、驱动省内发展、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有效抓手。”

　　安徽提出以联动畅通长三角循环为切入点，协同开展重大项目投资、区域性消费中心建设，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打造一批联通国内、国际市场的共享平台。

　　“联动畅通”“协同”“区域性消费中心”……安徽的用词“低调”许多。三省一市中，虽然安徽经济实力相对靠后，但发展后劲十足。

　　安徽具有“外延优势”，作为三省一市与内陆腹地接触最密切的省份，是长三角持续向全国辐射的“前哨”。安徽也利用这一优势，提出支持亳州、宿州、六安打造省际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安徽也是唯一对域内所有地级市明确提出建设目标的省份。

　　“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完善，安徽省众多节点城市将迎来发展机遇期。”一位资深观察人士说。

　　被要求打造“建设长三角中心区现代化城市”的宣城便是鲜活案例。去年，商合杭高铁全线贯通，宣城结束市区不通高铁的历史，而随后又被杭州都市圈列入观察员城市，前景看好。

　　由内而外、找准定位，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经过半年的淬炼，长三角三省一市已经为实现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目标要求打下了稳定的“圈层”基础。

各显神通

形成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找准定位只是第一步。在这四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三省一市发展的各种“绝活”。

　　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长三角的诸多优势正是靠一手手“绝活”打拼出的。

　　三省一市都有趁手的“绝活”，但更为难得的是，三省一市正将这些“绝活”拧成一股绳，形成强大合力。

　　发展资源要素的聚集地上海，平台“利刃出鞘”——上海搭台、长三角唱戏，更好地发挥资源要素集约优势。

　　说到底，还是围绕“龙头”二字。无论是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进口博览会、将长三角科创力量串珠成链的G60科创走廊、还是为长三角新兴产业集群提供底层支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都被当做上海发挥龙头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平台。上海打造的平台已经发挥出巨大作用。始于一条高速公路的G60科创走廊上，沿线同一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对外抱团取暖、对内扬长避短”，逐步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自由对接，共同做大产业蛋糕。

　　数据显示，2020年前11个月，G60科创走廊9城GDP总量占全国的1/15，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12；市场主体总量805万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2.1万多家、占整个长三角区域的1/3，科创板上市企业47家、全国占比超1/5。

　　大平台孕育出小平台，G60科创走廊上，相关产业优势区域的龙头企业发起设立了数个产业联盟，在长三角催生了一个又一个产业高地。

　　江苏，产业“枪出如龙”，提出充分发挥江苏作为国内众多产业循环发起点、联结点和融入国际循环重要通道的优势。尤其是制造业。2020年江苏亮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和50条产业链培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9个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占全国1/5。

　　如果从另一个维度看产业合力，那便是企业家。去年6月，长三角企业家联盟成立，这个联盟上正孕育着一条又一条产业链，而这些产业链都将成为长三角拓展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筹码。

　　“产业链联盟能够让各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性企业组合起来，形成同领域、跨领域的双重协同发展，通过企业间的相互促进，来推动整体产业链做大、做强。”长三角企业家联盟轮值主席南存辉说。

　　浙江的优势则在开放和市场，“双剑合璧”。向外向海一直是浙江经济发展中的鲜明特色，无论是宁波舟山港还是“义新欧”，都是浙江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长板”。浙江锚定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出建设全球投资避风港、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枢纽、高标准建设自贸试验区、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广阔的市场则基于浙江人的收入水平。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397元，比上年增加2498元，首次踏上“5万元”台阶，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收入是消费的前提，上世纪60年代，日本消费市场快速发展正是基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浙江发达的数字经济，也让浙江成为消费场景应用的“先行官”，能够在培育新消费市场上抢占先机。

　　开放和市场的合力也在不断壮大。前者体现在自贸试验区的联动，2020年11月10日，上期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战略入股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签约仪式在舟山举行。这被看作是浙江自贸试验区与上海联动的一个重要突破。而浙苏沪皖正探索建立跨区域利益分享机制，寻求更多合作。

　　而后者则体现在长三角统一大市场的打造上。去年8月26日，长三角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在嘉善举行。会上，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签署7个重点合作项目。源起于浙江，由三省一市共同开展的“满意消费长三角”加持下，一个让消费者放心的长三角大市场正加速形成。

　　安徽则将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重锤出击”。当年，安徽费心尽力引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其崛起的最大底气，这几年科大系的高科技公司层出不穷，如科大讯飞、国盾量子等。接下来，安徽也将以科技和产业创新为突破口，加快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共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实际上，科创力量的联动早已成为长三角常态。2019年底，由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等共同支持发起的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在苏州成立。研究院将通过3年左右时间的建设，在全球范围吸纳聚集一批发挥塔尖效应的科技人才，攻克一批材料产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推动先进材料多个领域形成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满足新材料产业的重大创新需求。

　　三省一市正在用实际行动诠释，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通过协同与合作，将地方优势转化为整体优势，才是做大做强区域经济的不二法门。

突破壁垒

打通“双循环”任督二脉

　　三省一市间的合作日趋频繁，但距离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如何增强畅通循环能力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在4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家都或多或少提到相同的发力点，而这些发力点，正是接下来长三角畅通“双循环”的精准穴位。

　　科技创新是穴位之一。上海提出制定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科技创新、产业协同等方面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浙江和安徽则提到同一名词：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是如此。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新场景、消费新场景等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

　　“当前科技创新更加强调交叉和前沿，科学技术创新要交叉，产业创新要面向前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三角科技战略前沿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剑表示，长三角一体化为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创造大量的前沿交叉。特别是长三角有很多大院大所、优质高校，可以充分交流碰撞，企业和产业间也可以交叉合作。

　　这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内涵所在。把握住这个基本点，夯实全国乃至全球科创高地的基础，将是长三角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底层保障。

　　对外开放是另一个要穴。经济学上有“母国市场效应”，即一个产品如果在国内拥有大市场，在国内拥有竞争力，必然就会有国际竞争力。

　　“长三角的竞争力在国内已是首屈一指，在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既要带头整合大一统的市场，又要在更好融入国际大循环中发挥领头羊作用，这两个方面都要率先探索、取得突破。”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说。

　　港口一体化，正是这股合力最突出的体现。沪浙皖分别提到推进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一体化治理，加快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深化港口合作开发，推动构建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加快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机场群。

　　江苏虽未专门提到港口一体化内容，但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洪生曾告诉记者：“我们一直致力于与其他两省一市的合作，加密南京-洋山快航和南京-宁波集装箱班轮航线，推动长江南京以下港航通道更加顺畅高效。”据了解，目前，江苏省港口集团下属港口至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江海中转航线服务效能明显提高。

　　最后一个穴位，仍是老生常谈的壁垒问题。黄先海认为，行政壁垒仍是长三角构建统一大市场、形成畅通内部循环的最大障碍。

　　“关键还是要打破市场分割，破除行政壁垒。”他认为，国内贸易自由化和要素自由流动，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于行政边界，行政边界变成经济壁垒，“因为每个地方都要追求本地区GDP的最大化，还要考虑本地区当下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就会跟经济一体化相冲突。”

　　透过4份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一问题将得到进一步解决。

　　作为长三角破除行政壁垒的先行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出现在了沪苏浙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去年，这块“试验田”成效显著，围绕一体化制度创新，形成了32项具有开创性的制度创新成果，构建形成了“业界共治、机构法定、市场运作”的跨域治理新格局。

　　而安徽虽未进入这块“试验田”，但步伐却不肯落下，提出扩大与沪苏浙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居民服务“一卡通”覆盖面，从民生角度切入，破除行政壁垒。

　　“长三角一体化中，协商机制要进一步强化，要有一定的行政权力。长三角一体化难点就在这里，既有经济机制又有行政机制，既要有市场机制又要有政策协调机制。”黄先海说。

　　从4份政府工作报告中，能够看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各扬所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心。面对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目标，这个生机勃勃的河口三角洲，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