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铜镜始见于齐家文化时期，经历了商周、汉唐，直到清代中晚期玻璃镜出现以后，铜镜才逐渐退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舞台。在这3800年左右的时间里，铜镜可算是我国古代诸金属器物中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又是对人们日常生活发生过许多影响的一种物品。

    铜镜作为古代的一种生活用品，主要是用来照人容颜、正人衣冠，其映像可达到“鬓眉微毫可得而察”的效果。而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其“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备焉者莫镜若也”，可谓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代表作。自铜镜发明问世以来，历代学者对它的物理功能及其形制、纹饰、类型、演变、铭文以及铸造工艺等均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本文对此不作复述，而是对铜镜的文化底蕴、历史蕴义加以探讨。

    以镜为“鉴”明得失

    大约春秋战国以前，人多用水映照，因盛水用的盆常叫做“鉴”，所以在铜镜技术兴起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还沿用了这旧日映照用具的名称，把镜称作为“鉴”。杜牧注《左传》：“鉴，镜也”。

    十分可贵的是，古人在以镜映容、观面察衣的同时，常常通过窥镜修饰来阐明某些人生的哲理，即所谓的“人镜”之道。《庄子》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迎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又说：“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庄子这里把“鉴”的清明与其本身是否有尘垢联系起来，生动形象，寓意深刻。这里铜镜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物理功能，从中反映了铜镜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又如：《尚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鉴），当与民监’”。“民监”，即以民为镜，自照自诚，改防过失。《墨子·非攻》：“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镜于人”，即以人为镜。唐代张九龄将此意融入诗中：“以镜自照见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汉代荀悦在《申鉴》中说：“世人镜鉴，前惟训，人为贤，镜为明。”“人为贤”，意谓以贤为镜。《北堂书钞》中将此概括为“君子三鉴”：“鉴于古，鉴于人，鉴于镜。”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唐太宗的一段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的“三镜”与荀悦的“三镜”一脉相承，但更为具体，更为深刻，境界更高，影响更大，流传更广。白居易称赞道：“太宗常以人为镜，鉴今鉴古不鉴容。四海兴替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这些阐明哲理、修养的名言警句，为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奉为佳作，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以镜为“信”表情缘

    我国古代爱情信物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如金环、约指、香囊、跳脱、玉佩、以及双针之绣、纨素之裙、亲体之衣等等，不一而足。铜镜，也常常是两心相照的见证，在众多的古代铜镜中，常常刻有“二人同心”“两心同相存”的字样。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唐代《本事诗·情感》载：南朝陈将亡，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妻子乐昌公主知国破后不能相保，于是破一铜镜，各执半面，约于正月十五卖镜于市，以期再见。陈亡后，德言至京，见有苍头高价卖半面镜，便拿出自己珍藏的半面合之，并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得诗，涕泣不食。杨素知道后，即召德言，使其与妻团聚。宋《京本通俗小说》也有一则，说议婚之日，夫以祖传的鸳鸯宝镜为聘礼，这宝镜“乃是两镜合扇的，清光照彻，可开可合，内铸成‘鸳鸯’二字，名为‘鸳鸯宝镜’”。后来乱中夫妻相别，即把宝镜一分为二，各执其一。一番磨难之后，终获团圆，相认之际，便以宝镜为凭。

    苏轼《蝶恋花·佳人》词：“破镜重圆人在否，章台折尽清清柳。”美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于是渴望来生再团圆，半面铜镜则成为来世相聚的信物。夫妻一方去世后先持半面铜镜入葬，另一方去世时再持另一半铜镜入葬，这样夫妻双方可在阴间相见并“破镜重圆”。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鄂州市华容镇清理了10余座宋、明墓葬。在一宋墓内出土了半枚人物故事镜，而在原地的另一座宋墓中也出土了半枚人物故事镜，两镜相合，严丝合缝，竟是一枚完整的铜镜。另外，1998年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樟树经楼镇清理了10余座明、清墓葬，竟有一半墓葬随葬半枚铜镜。2002年，江西又在玉山程家墩唐代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半枚铜镜。这些重要发现，不仅再现了我国古代铜镜的辉煌历史以及高超的铸造工艺，而且还证实唐宋明清时代一直沿存着“破镜重圆”的殡葬风俗。

    以镜为“证”断春秋

    铜镜是生活的日用品，同时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它铸制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品。其图案有几何纹、天象纹、人物传说、神仙故事、飞禽走兽、山水草木；铭文有抒情纪事、庆祷吉祥、修道成仙等等。这些图案和文字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各时代的一些思想情趣和社会意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时代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者，三四千年来，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许多的变化，铜镜的形制和制造工艺也留下了许多时代的印迹，这就使大多数的铜镜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所以，铜镜作为我国古代墓葬中的一种常见随葬品，不仅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而且还是我们对一些古代墓葬、遗址进行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以汉代铜镜为例，西汉初年流行蟠螭纹镜、蟠虺纹镜、草叶纹镜；西汉中期除草叶纹镜继续流行外，新出现并流行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西汉晚期及王莽时期日光镜、昭明镜盛行，开始出现并流行规矩纹镜、四乳禽鸟镜；到了东汉中期规矩纹镜继续沿用，连弧纹镜、夔凤纹镜、神兽镜、画像镜出现并广泛流行起来；东汉晚期除继续沿用中期的镜型外，开始出现变形四叶纹镜、龙虎纹镜等。这些不同类型的铜镜出自不同时期的汉墓，反过来它又成为判断墓葬时代的重要标准器物。

    历史上唐王朝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政治、经济、文化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唐代铜镜在国外多有发现。特别是在日本高松冢古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在日本引起了轰动。当时古坟发掘以后，由于墓中缺乏明确的判断年代的物品，因此死者是谁？葬于什么时候？在日本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作为墓葬品的海兽葡萄镜自然就成了确定古墓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后来经过中国学者对该镜的纹饰、尺寸和重量的认真研究，确定与武则天神功二年（698年）孤独思贞墓出土的一面海兽葡萄镜是同范镜。至此，高松冢古坟的有关问题得以彻底澄清。

   （摘自7月17日中国文化报，作者刘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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