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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

浙江省重庆商会日期:2013-07-18 点击数:1043

    王庆莲已经是大陆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是非留待后人评”。

    发报机嘀嘀嘀作响的办公室里,译电科科员顾晓梦拿起刚译好的文件,经过女科长、情报高材生李宁玉审阅,又送到军机处处长手里。

    切换到舞厅的场景,下班后的顾晓梦,穿着修身旗袍,在流光闪烁中旋转、欢笑。

    这是电影《风声》的镜头。今年85岁的王庆莲没看过《风声》,却曾有过同顾晓梦相似的经历。

    而她当时所在的,是比顾晓梦的汪伪特工部更正统、被美国人誉为“民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神秘组织:国民党军统局。

    在军统局本部的三年,是王庆莲“最快乐的日子”,她认真工作,也流连舞厅。她的上司是破译珍珠港密电的军统女少将姜毅英,大老板是“特务头子”戴笠,二把手是电影《建国大业》里姜文扮演的毛人凤,又一个漂亮角色。

    然而人生的舞台急转,流光溢彩顿作凄风苦雨。

    内战前离开军统的王庆莲,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成为镇压对象。劳役、羁押,发肤之痛和精神折磨,在一次求死不能之后,她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活到今天,虽然她早已平反并落实政策,采访前我还是想过她会有疑虑和戒备的可能。但见面之后,这位一生坎坷的老人,却流着泪对我说:“姑娘,你能来太好了,你们要是能早几年来多好。”

    她如今晚年生活幸福,领有退休金,“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激”。

    王庆莲已经是大陆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是非留待后人评”。

    “大部分是江山人,

    不容易混进奸细”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太苦了。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六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人不够才临时招的。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经过培训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被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我和剩下的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密本股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被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其他几个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因为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也有共产党混进军统局,想调来译电科,很难。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工作4小时,晚上工作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是什么情况都有的,但主要是关于日本人的。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但他对我很严格,译不成文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成就加班。

    “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正派”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有人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穿了,给戴老板看见,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老板对自己要求也严格。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现在说的阴险毒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但我接触过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上个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看见那个对联,真是不舍得走。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包括军统局,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都出过力气。

    前几年我看到一本书,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害他。我们心里不这么想。我见过蒋介石两次。军统局每年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不管工作死的还是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都挂在礼堂上,并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披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奏响,全场鸦雀无声。

    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从前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老板。

    “大陆除了我,没有人了”

    很多事情讲不清,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没办法,讲不清。

    “三年自然灾害”,接着“文革”“四人帮”,你不揭发别人就算互相包庇。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一个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学教授,他苦头吃不住了,有人说他有一支枪,丢在鱼塘里。其实没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儿子那里,他儿子大义灭亲,又给送回来了。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我老公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这一生对不起四个人:我妈妈,我没能给她养老,她反过来还得帮我养儿子;我的三个儿子,因为我,一个只读到初中毕业,一个小学毕业,另一个小学都没能读完。我后来问小儿子:从小妈妈不能管你,你恨妈妈吗?他说,不会。我心里才好受一点。

    有些事,我从前不敢讲。1957年我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叫《人间地窖》,说到每年军统开“四一大会”时工作人员做招待员,其中有王庆莲。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可惜没处找了。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大陆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

    哎呀,人生就这么回事,转眼间,我也会很快离开这里了,85岁了,还有几年?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摘自《 人民文摘 》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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