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街后， 百姓争相抢阅， 成为一时之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气象一新的中央办公厅。

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面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办的工作也是百废待兴，但归根结底是拨乱反正和落实干部政策两件事。
　　关于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的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接着又发出第二个文件，关于恢复电话39局的通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办的调研机构“后楼”即被诬为“烂摊子”而撤销，历史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等领导人的关怀下，决定在原中办秘书局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调一批人员并与国务院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办公厅研究室。1979年4月，中办研究室正式成立，中办副主任邓力群兼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办的一项重大拨乱反正。
　　十年内乱，文风不正。一些中央文件空话、套话连篇，政策互不衔接，政策规定和相关法律抵触，文件没有标题，一律是“通知”。转变文风，规范发文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拨乱反正，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为此，从那时起“文件把关”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三中全会以后新增加的一项经常工作。
　　在“真理标准”学习的基础上，9月，中央办公厅在警卫局礼堂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办领导人的一系列错误。大会连续开了几天，共有28位同志发言（有的发言是代表多人的联合发言）。原“后楼”的一位同志发言指出，“文化大革命”前中办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49人，被关入监狱的10人，受各种处分的128人。中办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发言指出，原中央办公厅主任、副主任杨尚昆、曾三、邓典桃、龚子荣、田家英、李质忠、童小鹏全部被打倒；“后楼”共有干部59人，立案审查36人；正副组长10人一律被划为“黑帮”。中办研究室的负责人用了两个半天作了长篇发言，结合中办的实际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

中南海里的紧日子

　　那时我国财政经济十分困难。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本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停滞、倒退局面已迅速扭转，工农业增产，财政收入增加，为什么还要提出新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呢？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没有认识到十年动乱对国民经济干扰破坏的后果严重，经济建设还是急于求成，重大比例进一步失调。但是新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提出后，全党认识很不一致，执行也很不得力。
　　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中南海内。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中央召开小型会议，不安排住宾馆或招待所，而是在中南海内挤，勤政殿、丙楼、152楼、202楼和警卫局大楼都住过各地来京开会的同志，杨尚昆从广东来京参加会议也住过勤政殿。一幢房子既办公又是招待所也是前所未闻。中央召开会议就餐收费也根据工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无论与会人员还是会议工作人员，月工资百元以下的每人每日收4角，百元以上者则一律每人每日收1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0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在中南海改建后的勤政殿办公，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姚依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邓力群的办公室也随之由丙楼搬到勤政殿。新的勤政殿是在拆除旧勤政殿后在原址兴建的面向南海背靠中海、坐北朝南的一幢长方形平房，整个建筑呈“日”字形，房屋中间有两个四四方方的院落。
　　当时，胡耀邦家住北长街会计司胡同，和中南海只是一墙之隔，后来还打通了一个门，来往就更方便了。但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就吃、住在勤政殿，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是在床上看当天的《人民日报》清样，星期天也很少回家。作为总书记，日理万机，每天要批阅大量文件，送给他的请示、报告，大多是当天处理完毕，从无积压。疲倦时就由警卫秘书李汉平陪着去“海”边散散步，如果天气不好或晚间就在勤政殿内的过道里转上几圈。他身上带有“计步器”，每天坚持走路，并力争达到万步的目标，既是休息，也锻炼了身体。不久，他倡议在勤政殿办公的全体人员，要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每星期六下午2点，他准时带头走出办公室，和大家一起把勤政殿院内和周边打扫得干干净净。
　　胡耀邦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他经常外出视察，计划要把全国2000多个县、市都跑一遍，但这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他去南疆视察时，不忘把西藏阿里地委书记请到新疆，听取汇报。他经常走到一个地方临时停车，要当地干部汇报工作，和群众拉家常，所以能听到、看到很多真实情况。有一年春节，他路过一个县委机关，临时停车，发现这个县的县委机关纪律松弛，无人值班，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还有一次在内蒙古，到一个牧民家里做客，那家的女孩子歌唱得很好，近乎专业水平，引起胡耀邦的怀疑，七问八问，结果那个女孩子对这个家庭情况茫茫然，不得不承认她是从文工团临时借来的。
　　胡耀邦到勤政殿办公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一下子消除了中南海在人民群众中的神秘感，拉近了党中央和群众的距离。

（摘自11月15日中国组织人事报 苏维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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