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改变中国，影响世界，中国各族人民由衷地拥护和爱戴他。由于中国浓厚的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意识的浸染，这种情感很快便转化成个人崇拜。面对扑面而来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经历了反对—欣赏—讨嫌的过程。

反对

　　毛泽东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针对党内同志要给他做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指示说：“生日决心不做……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在中共七大上，他说：“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毛泽东由此告诉人们，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在来函“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并在公函上写下批复：“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1956年4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斯大林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个人崇拜的现象在中国党内出现。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其实，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便将“毛泽东思想”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批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

欣赏

　　然而，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
　　因此，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显而易见，毛泽东开始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了。
　　1962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反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做自我检查，承担责任，并且重提民主集中制，强调实行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这显示出毛泽东似乎有意纠正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一言堂”。可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进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又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担心中国会重演苏共二十大的事变。1963年6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美国学者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说：“1966年8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50年代早期的苏联也没有过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泽东语录》——也具有神效。”施拉姆曾将某期《人民日报》与《真理报》进行比较，毛泽东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280次，斯大林的名字在《真理报》出现99次。由此，施拉姆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见绌的程度。”

讨嫌

　　毛泽东虽然欣赏个人崇拜，但又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所以，他又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
　　可是，个人崇拜的浪潮经林彪等人的推波助澜，已经达到狂热程度。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隔年5月下旬，他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摘下来。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1970年12月18日，斯诺应邀到中南海对毛泽东进行采访。会谈中，毛泽东说：“其实我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必要采取这种讨人嫌的做法。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到疾病缠身的暮年，毛泽东总有一种夕阳晚照的沧桑感。1975年国庆节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连忙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却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这大概是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最后批判。

（摘自2013年第10期《党史纵览》 吴志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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