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远行，目的地其实就在市区，与家相距不超过100公里，可父亲没有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了，所以说“远行”也没有错。

我说我一个人能行的，我都19岁了。父亲非不听，一定要送我去。从我接到市里一所三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他就一直忙个不停。

印象里，父亲除了镇上，很少出远门，去县城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他总说，自己走了，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呢，猪圈里的猪要吃食怎么办呢。他认为庄稼和猪都是他的命，一家人的生计都要从上面出，谁离得开自己的命呢。

可这一次，他的坚持让人无法拒绝。

稻田里的稻谷虽然黄了，但还没有到最好的收获时间。父亲说，这几天太阳大，早点割了好晒干。于是，从早上五点钟开始，他就带着我们一家忙碌在田野里。几天之后，我家的新米就出现在镇上的集市里。

猪圈里的那头猪还没有完全喂肥，本来是准备过年用的，可父亲说，这猪也太吃得了。今年干旱，玉米和红薯都收成不好，还是早点把它处理算了。于是，某一天，镇上的一个杀猪匠来猪圈里看了这头猪，不久，它就失踪了。

有一晚，我睡得迷迷糊糊起来上厕所，路过父母的房间，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母亲说：“三股里还要差一股，怎么办？”父亲说：“我来想办法。”第二天，父亲就对我们说：“好久没有到你二表叔家喝高粱酒了，我去喝两盅。”到二表叔家要过两条河，翻三座山，走好几个小时，就为了两盅高粱酒，跑那么远的路？父亲还是去了，两三天之后才回来，得意地告诉我们，不但去了二表叔家，还去了幺外公家、小表姨家。我心里对父亲可有些意见，你倒是跑到那么的地方喝酒吃肉，我们在家可是苦得不行。

学校报到前一天，母亲把很早就洗晒好的衣服放进箱子，把棉絮和毯子、铺盖打成包。第二天，我提着箱子，父亲背着被子，我们走路到镇上，然后乘上了往市区去的班车。班车要在崎岖颠簸的公路上跑三四个小时左右，尽管有些晕车，父亲还是双手紧紧地抱住被子。

到了学校，父亲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把叠得整整齐齐的学费从铺盖里抽出来递给我，让我去缴了费。在寝室里，父亲给我铺好棉絮和席子，套好铺盖，把脸盆脚盆给我放好，还给我宿舍里的新同学陪着笑，说，我是从乡下到大城市来读书的，有哪里做得不好，请他们多担待，多帮助。

末了，我带着父亲到食堂吃了饭，准备带他到这个城市里转一转，让他在寝室里住一晚再走。父亲摆摆手，说家里那胞小猪烦人得很，地里的庄稼也需要人手，母亲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今天就回家。上了车，父亲笑着对我挥了挥手。

18年过去了，父亲再没有出过远门。我后来才知道，父亲那次去二表叔家喝酒，其实是去给我借学费。

（文/鄢世洪，摘自1月10日重庆日报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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