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在一起的战友几乎都回国了，在异域的贺子珍显得更加寂寞了。为了排遣寂寞，贺子珍更加努力地学习，努力地工作。
为了使自己开始一种新生活，她决心把自己改换一下形象，一天，她来到理发店，把自己直直的秀发烫成了这时在苏联很流行的卷发。贺子珍本来就长得端庄娟秀，她这么一收拾，更显得风姿绰约，加上她在苏联这几年的文化熏陶，言谈举止间透出魅力女人的风姿，与以前的她简直判若两人。30岁的贺子珍焕发出的是一种健康的、成熟的女性美，尤其是她那满含忧伤的眸子，楚楚动人，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她是一位有故事的女人，使她显得别具风韵，清丽妩媚。
此时，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在东方大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许多人都知道贺子珍是个离了婚的女人，一些男同志对这位有一种忧伤美的女人充满了爱慕之情，他们常常找借口向贺子珍示爱，甚至，有的人还当面向她表示爱意。可是，求爱者都被贺子珍婉转地拒绝了。
因为贺子珍心里仍然只有一个毛泽东。虽然他现在已成了别人的丈夫，但是，她依然牵挂着他，仍如一位分别在外的妻子一般挂牵、惦记着他，因为对毛泽东的这份挚爱，她的情感世界里容纳不下第二个人。
然而，越是这样，残酷的现实越发让她痛苦，她强支撑着，但是内心仍是支离破碎，痛苦不堪。
为了排遣寂寞和痛苦，原来最反对跳舞的她现在也开始学习跳舞。并且，偶尔也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她那轻盈的舞步，优美的舞姿，更吸引来中外留学生的好感。所以，每次舞会结束后，总有异性向她大献殷勤。
贺子珍烫了头发，又学习跳舞。在苏联留下来的同志中除她之外，无一人烫发，在人们的眼中，卷发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与无产阶级战士的身份是格格不入的。结果，贺子珍的表现又引来一些闲言碎语。
“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正在贺子珍为女儿的寒冷愁肠百结的时候，新的麻烦又来了。
一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找贺子珍谈话。
他是国际儿童院的绝对权威，整天板着脸，走路腆着肚子，俨然一副大官大员的派头，一年难见他有一个笑容，说话就是千篇一律的命令口气。他一见贺子珍，没有寒暄，也没问娇娇的病况，就说道：
“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
“不，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
“不行，你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院长冷冷地说。
“院长，我要照顾女儿，有些活暂时没法去做。”
院长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
“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一听，立即反驳说：
“我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白吃饭。”
这时，为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她向院长伸出她那双粗糙皲裂的手。
这时，院长无话可说，反过来质问她：“谁给你权利带走孩子？”
“一个母亲的权利！你们太残忍了！”贺子珍据理力争。
“你是想呆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地威胁。
“你胡说，我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贺子珍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他，“我从来没懒过！”
“你这个女人，你有什么权利烤火，你算个什么人？”
在这位院长看来，贺子珍再也不是苏共兄弟党的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贺子珍的反抗更让他怒不可遏，歇斯底里了。
贺子珍十四五岁参加革命，是枪林弹雨、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战士，严守着人的尊严和不畏强权的秉性。她完全读出了话里的潜台词，但她怎么会向强权屈服？立即回答他：“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零下40多度，生重病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子做的！”
贺子珍的回答更是惹恼了暴怒的院长。
他是国际儿童院绝对的权威，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这种批评及冷嘲！他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火气越大。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
“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听了她的话，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她的血顿时涌到了头上，苍白的脸一下变得通红。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这些日子来所受的委屈，所积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同他吵了起来。她逼视着院长，要他回答：“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利，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就撒手气呼呼地走了。
虽然双方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是，事情过去了，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就把它丢下了。
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她来到门口一听，来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
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留下来，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最后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平时她跟贺子珍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应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
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她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
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他们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
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她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
“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
贺子珍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她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
她拼命地反抗，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
“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野蛮地拖着贺子珍往外走。
“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把，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
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娇娇从梦中被吓醒，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她吓得大哭起来，喊着：“妈妈！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妈妈。但是，她被这些穿白大褂的人一把推开了。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时，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
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
但是，很快她就被人找到了，并被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王稼祥夫妇出面交涉，贺子珍出了疯人院
转眼之间，岁月流逝到了1946年。
夏天，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丽来到了莫斯科。
在贺子珍刚到苏联时，王稼祥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负责照管从中国来苏学习和治病的同志。1938年5月，王稼祥因为国内工作需要回国。回国以后，他的身体仍然不好，在抗战胜利以后，他担任国、共、美三方军调部顾问。这一次，他是偕夫人朱仲丽来莫斯科治病的。
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就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的留日同学、原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朱剑凡的女儿。1927年，朱仲丽的姐姐朱仲止经蔡畅介绍与北伐名将肖劲光结婚。1938年朱仲丽从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奔赴延安，在边区医院当医生，在姐夫的促成下，第二年与王稼祥结婚。
王稼祥因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后，苏共专门为他派了一位联络员——尼古耐夫。在莫斯科，王稼祥见到了许多德苏战争后中国留苏的幸存者，了解在德苏战争中留苏的中国同志的遭遇与下落。严酷的战争、无情的饥荒，夺走了许多中国同志的生命，还使一些人下落不明。人们在谈及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时，不时提到贺子珍和她的女儿。王稼祥和贺子珍是亲密的战友，他们曾一起经历过长征，又一起在苏联工作过。于是王稼祥决定寻找她的下落。
一天，王稼祥对尼古耐夫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同志叫贺子珍，还有她的女儿毛娇娇，现在还在苏联，请帮助打听关于她的下落，我希望见到她本人。”
尼古耐夫答应帮助调查。几天后，他回复王稼祥说：“贺子珍至今下落不明。”
然而，王稼祥并没有放弃寻找贺子珍的努力。一次他无意中从留学生的谈话里获悉：久无音讯的贺子珍竟然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院，与世隔绝！他大吃一惊，一方面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毛泽东，一方面立即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王稼祥立即找到尼古耐夫，说：“贺子珍现在住在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请你把她的详情告诉我。”
几天后，尼古耐夫回答说：“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住在伊万诺夫城精神病院，她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在她进了精神病院后去了国际儿童院上小学。”
“她的病很严重吗？”王稼祥听后，严肃地问道。
“是狂躁型的，生活不能自理。”尼古耐夫回答。
“请转告上级，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来见一面。”王稼祥说道。
尼古耐夫听了王稼祥的话答应转达。一周后，他回复说：“贺子珍不便来莫斯科。”
“为什么？”王稼祥问。
“……”
“那我们到伊万诺夫市去看她。”朱仲丽马上说。
“……”
“我们一定要见她一面，最好连小孩子一起见，一起送到莫斯科来。我有医生，我们要亲自检查她的病情。”王稼祥严肃地说。
尼古耐夫走了，十天以后回来，告诉王稼祥夫妇说现在不能见面。王稼祥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见贺子珍一面，并对尼古耐夫说：“如病情严重，见过面后仍然送她回疯人病院。如果不严重，我准备请示国内，把她送回国去。现在，我们东北的好几个大城市已经解放，有了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可以继续给予治疗。”
在王稼祥夫妇的催促下，尼古耐夫只得又再次请示了上级，可能是有关方面已意识到了当年关押贺子珍是出于一种报复的迫害，因此仍没有给予答复。
王稼祥曾一度担任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与苏共高层人物熟悉，且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经过他的多方努力，苏联政府才同意让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
这一天，贺子珍正躺在病床上，一个护士突然走进病房，把她领了出去。贺子珍莫名其妙地跟着她来到了一间房里，这里原来是一间更衣室！护士指着桌上的衣服，说：“换上吧。”
贺子珍一看，原来是自己来时所穿的衣服。旁边还有一只小箱子，里面放的是她过去的换洗衣服，还有那床她从延安带出来的当年在打娄山关时毛泽东烧坏的毛毯。
“这要去做什么？”贺子珍忍不住警觉地问道。
护士说：“有人要接你到莫斯科，穿好衣服就走，汽车在外面等你。”
贺子珍一听，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忙对护士连连感谢。
就这样，贺子珍在进入疯人院两年多以后，终于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贺子珍由一位苏联同志陪着上了汽车，汽车风驰电掣向莫斯科奔去，几个小时后，到达了共产国际大厦旅馆。这里已为她订好了房间。贺子珍一进房间，推开门，发现已经两年多没见面的女儿也在这里！顿时，贺子珍因为这突然的惊喜昏过去了。
她形容枯槁，一双失神的大眼睛迷茫地看着女儿，好一会儿，才吐了一口气，讷讷地低语一句：“是……娇娇吗？”
“妈妈！妈妈！我就是你的女儿！”娇娇喊着，扑过去。贺子珍摇晃了一下，紧紧搂住娇娇。
“我的女儿，妈妈想你呀，妈妈不想离开你呀！”在娇娇眼里，熬成灯草样的妈妈颤颤地叫着，泪水潸然而下。
母女俩悲喜交集。娇娇抓住贺子珍不放，任由她的眼泪纵横，洒落一肩！此情此景，连在场的苏联人也为之动容。
当母女两个的情绪平复下来以后，都久久地凝视着对方。贺子珍对女儿说：“娇娇，两年多不见，我的娇娇长大了。人长高了，长得也端正秀气多了啊！”
随后，她们被送到王稼祥夫妇的住处。
贺子珍牵着一个10岁的女儿踏进门，她见到了老熟人王稼祥，讷讷地说道：“王同志，您好！”
王稼祥和朱仲丽一看，贺子珍头戴一顶法国式圆形无边帽，上身穿一件黑灰色薄呢子西装式短衣，下身是黑色裙子，半高跟圆头皮鞋。她看上去神智清醒，颜面有表情，眼神略迟钝，反应稍为缓慢。王稼祥夫妇赶忙起身也向她表示问候。
“我好！”贺子珍回答他们的问候。她面带笑容，眉尖微蹙，见到朱仲丽，又忙让娇娇叫阿姨。
双方坐下后，王稼祥问及她的近况，贺子珍表情淡漠，有些迟钝地回答说：“我睡得好，也吃得好。”
“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吗？”王稼祥见贺子珍口齿木讷，不知道这些年的疯人院生活已经把她折磨得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她现在还没适应过来。
“我有些心烦。”贺子珍说。
“那，你们在这儿玩半天吧。”王稼祥关切地说。
这时，尼古耐夫说：“到5点钟，我派车接她们回旅馆。”
“我现在口齿不顺，好几年没讲中国话了。小孩子同我讲话，一半俄语，一半国语。我只能在生活方面讲几句简单的俄语。”
尼古耐夫走后，贺子珍的口齿和脑筋才慢慢地开始转向灵活，说话也开始多了。随即与王稼祥夫妇用久违的中国话交谈起来。从谈话中，贺子珍得悉国内一片大好形势，思念祖国之情不可言喻，高兴得直点头。
晚饭前，尼古耐夫来接她。王稼祥对贺子珍说：“请你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一有机会，带你回国。”
尼古耐夫在旁，也对贺子珍说：“我如实向上级反映。你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愿到哪里去玩吗？我想你永远不会再入精神病院了。”
苏方经过几天对贺子珍的观察，同意了这个结论：贺子珍的神智完全正常。就这样，贺子珍不再重回精神病院了。她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自由人，得救了。

（摘自《贺子珍》，陈冠任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6月版）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