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的流行，解决了全社会的文化认同问题，在深层树立了民众的基础道德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对教育的地位的最好表述。

　　古代教育包括两大块，一是社会教育，二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由政府负责，首都有国学（后来称国子监），乡有乡校，州有州学，犹如网络遍布天下，负责对从基层选拔上来的精英进行经典教育。家庭教育是由民众自我完成的教育方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细胞都健康，社会肌体才会正常。治国平天下，必须从家庭做起。

　　父母生育了孩子，除了从生活上抚养他们长大成人，还应该对他们的人生道路负责，这就需要教育。《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对子女影响最大的老师。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历史上，历年最长的是殷商与周，前者三十一王，享祚近600年，后者三十九王，享祚800余年。适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二世而亡，国祚仅30多年。意味深长的是，当时的思想家把“殷周有道之长”与“秦无道之暴”（暴是短促、暴亡）的缘由归结为对太子的教育。读《大戴礼记》可知，周人对太子的教育分为婴儿、孩提、少年、弱冠等几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教育形式与目标，进行严格的、成体系的德性品行教育，要求他成为万民的楷模。因为太子是国家的接班人，所以要求极之严格，远非寻常人家可以比拟。秦对太子的教育违背道德，反对礼义辞让，教之以告发、刑罚、杀戮，此后太子自然成为无道昏君，一朝暴亡。

　　社会对于子女的教育，也予以普遍关注。《管子》中《弟子职》一篇，《礼记》的《曲礼》与《内则》两篇，记载家庭生活的各项细节，重在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对家庭文化具有指导意义。

　　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的专著《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是孔子高足颜渊的后代，身逢乱世，“三为亡国之人”，备受艰辛。他亲眼目睹许多家庭一夜暴兴、一朝暴亡、大起大落的场景，深感有责任为家族垂范立训，“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于是结合自己的生平见闻，讲论治家、为人、治学之道，详细谈及家庭中不同角色如何立身行事、和睦相处，使《颜氏家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成为中国的“家训之祖”。此后，各种家训犹如雨后春笋，比较出名的有《朱柏庐治家格言》、司马光的《家范》和《书仪》、朱熹的《朱子家训》，等等。这些“家训”，没有空话废话，即使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家庭，也多能背诵若干名言警句，作为人生秉持的原则。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家训是民间自发出现、又根植于民间，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作为思想核心，以修身做人作为立身之本，将与人为善、勤俭持家作为基本美德，以自我教育为主要形式，经过数代传承，即可形成优良的门风。家教不好、家风不正的家庭，会受到四邻八舍的轻视，甚至连媳妇都找不到。

　　家训的流行，解决了全社会的文化认同问题，在深层树立了民众的基础道德，减少了大量恶性事件的发生。在全社会都在热议于道德、焦虑于价值观、倡导正能量的今天，或许，我们可以从家训、家风中起步，纯净我们的心灵，涵养社会的风气。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 林,载3月1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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