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里传来了“5——4——3——2——1——启爆”，我提前两秒打开机器，白光过后，露在外面的皮肤有很强的灼热感，几秒钟后，才听到惊雷般的巨响。

    200格/秒根据导演的要求，将四台机器作了分工，镜头焦距、光圈、频率作了统一的调整。每台频率都有提高，高速摄影机的频率更是被提高到每秒200格左右，当然，这是有风险的。

    原子弹与氢弹研制成功对新中国意义重大，老一辈电影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才留下了这些弥足珍贵的影像。

    旧机器中找到一台高速摄影机

    “两弹”试爆的拍摄虽已事隔四十余年，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当初接受任务时，非常神秘，去什么地方，拍什么东西，都一概不知。领导只强调，尽快做好各项准备，随时待命。作为军人，我们习惯了这种受命的方式，把它看得很平淡。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终于透露了一星半点，说是拍大爆炸，只能在远处拍，要多带几个长焦镜头，机器也要多准备几台。带队的领导是摄影行家，他知道拍核爆炸会碰到很多难题，所以才向我们交了底。得知这个消息，我们特别高兴，自豪之情难以言表。立下军令状后，大家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拍摄的准备工作中。身为八一厂的拍摄人员，部队所有的新武器、新装备都见过、拍过，而原子弹爆炸的拍摄对我们来说着实还是盲区。

    据专家说，原子弹爆炸瞬间的闪光，能顶上千个太阳的亮度。为控制曝光问题，我们自制了一套深浅不同的阻光镜，并作了一系列试验，克服了胶片曝光的难题。据传，美国拍第一次核试验，动用了上百台机器。我们家底薄，但薄有薄的办法。我们从已退役的陈旧机器中挑选了数台，最令人兴奋的是，找到了一台高速摄影机。经过改装、整修，并反复试验，高速摄影机的频率达到了每秒200格左右，总算符合了要求。经过拼凑，最后投入这次拍摄的机器有十多台。

    器材胶片等被装上军用专列，大家踏上了征途。

    进入核试验场，我们被安排在核试验指挥机关的驻地720兵站。作为这次核试验的总指挥，总参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专门来我们帐篷嘘寒问暖，并对拍摄相关事宜做了安排和部署。

    用遥控方式拍爆炸

    拍爆炸不能靠近，只能用遥控方式，我们事先将摄影机安装在选定的位置上，拍摄指令则由主控站统一下达。

    在爆心附近的两个工号里，我们共安装了四台机器，高速摄影机也在其中。根据导演的要求，将四台机器作了分工，镜头焦距、光圈、频率作了统一的调整。每台频率都有提高，其中，高速摄影机的频率更是被提高到每秒200格左右，当然，这是有风险的。胶片的感光度、镜头用的阻光镜和频率都是互相影响和制约的，不允许有半点差错。

    临近试验时间，全军各科研单位在场区设置了各自的项目，其中有飞机、大炮、舰艇、坦克、车辆等，场面壮观，临战气氛浓厚。这个“露天展览会”是落实周总理“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指示而安排的。

    清场的最后时刻，我们跟随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来到铁塔下的控制室做最后的检查，室内不准外人进去。当首长从室内出来后，一扇厚实的大门徐徐关上，红底黄字的“响”字标语覆盖了整个门脸，极为醒目。事后得知，这是毛主席在一份请示报告中的批语，“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爆炸当天，对摄影人员的位置、任务作了分工，我的位置在720主控站外，距爆心7.2公里，主要负责拍蘑菇烟云；柴森、郑治国的位置更靠前些，他们分别拍摄炮弹取样和坦克、步兵小分队穿越爆心等活动，这三处是经过多次申请才获准的。

    耳朵里传来了“5——4——3——2——1——启爆”，我提前两秒打开机器，白光过后，露在外面的皮肤有很强的灼热感，几秒钟后，听到惊雷般的巨响。取景框中的火球不断变幻，翻滚升腾，逐渐形成了蘑菇烟云，景象蔚为壮观。随着图像的变化，我用变焦镜头不断切换景别。当烟云升到一定高度，我机器中的胶片也拍完了。

    最快速度将胶片带回北京

    拍完爆炸后，一是要在第一时间进入沾染区，抢拍破坏的现场景象，如燃烧的帐篷房屋，掀翻的飞机、大炮、火车头等，如果回收前不拍，事后无法补救；二是要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将安装在机器里的胶片转移到安全区。这些工作事先都有预案，每个人任务明确，结果均圆满完成。

    在数十公里外的白云岗观察站站满了专家和首长。张爱萍总指挥用专线电话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反复询问是不是核裂变爆炸的响声，张总指挥作了肯定的回答，“是核裂变的响，我们看到了火球和蘑菇烟云。”现场检测数据也证实是核裂变的响。这一响牵动着上至总理下至亿万群众的心，他们都急切地想听到这报春的惊雷，这催人奋进的号角。

    我带着胶片，搭乘张爱萍总指挥回京汇报的专机直飞北京。八一厂政委张景华亲自接机，将胶片火速运往早已准备就绪的洗印车间。在那里，张政委通宵坐镇现场。我紧盯着药槽中循环滚动的胶片，“啊！我看到成影的蘑菇烟云了！”大家都兴奋地围过来看。

    总理到八一厂看样片

    第一次核试验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周总理非常关心拍摄的影片，多次催着要看片子。

    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周总理来到八一厂看样片。当他看到火球翻滚、蘑菇烟云升腾的镜头时，非常高兴，连声说“拍得好！拍得好！”并指示要很好地保管、使用这些资料，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办这件事。

    1964年11月2日，在送审对外宣传照片时，周总理亲自选了4张核试验的照片，并批示：“底片交八一厂，各洗大、中、小相片三套准备发表。11月15日，核试验的电影也要搞出来。”初稿出来后，周总理派专家到八一厂对镜头画面逐一审核，解说词也是总理审定的。

    新闻片公映后，引起强烈反响。

    半年多后，又相继进行了飞机空投和火箭运载原子弹试验。这为我们增加了难度。在没有测量仪器的情况下，我们利用演练的机会，将靶标刻记在三脚架上，从而完成了拍摄任务。

    完成氢弹拍摄任务

    第一颗氢弹快响了。我们也在积极筹备着。对于拍摄核爆炸的宏观场面我们已有经验，但拍摄反映核武器杀伤威力的冲击波、光辐射等微观镜头，还有待突破。为防止摄影胶片被射线照射，我们用小块铅砖，垒在机器周围，特别是靠爆心的一面，还在镜头前加了铅玻璃，并将外层垒上厚厚的沙袋，就像地堡。

    小型摄影机是丁翰通和唐泽民从废旧退役的大堆机器中挑出来的，这都是战争年代缴获的战利品，经过精心整修，都派上了用场。

    拍氢弹仍以安装在工号中的机器为主，数量有所增加。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分段、接力的拍法，明确了每台机器的任务。拍火球仍然依靠高速摄影机，因为只有它才能满足视觉要求。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这次拍摄收获颇丰，不同摄像机拍到了各具特色的画面，特别是高速机所拍镜头，那是肉眼看不到的。火球、蘑菇烟云受到好评。地堡里的机器所拍镜头更受欢迎，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冲击波摧毁飞机、舰船、大炮、坦克的过程，看到了光辐射过后帐篷燃烧、房屋夷为平地的实况。还有一组画面证明地形、地物有一定的防护作用。如土坎上下、涵洞里外动物的对比图显示，暴露在外的受到严重伤害，而土坎下、涵洞里的动物都安然无恙。另外，光辐射对物体颜色的效应对比，也说明深浅程度不同，受到的破坏也大不相同，特别是白色有明显的防护作用。

   （摘自《 人民文摘 》2013年第6期，作者杨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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