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管理思想源于西方，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出现了许多对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文章和论述。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泰勒主张：“只有透过强迫标准化的方法，强迫采用最佳设备和工作条件，以及强迫合作，工作才会更快。”唯“效率”是问，唯“效益”是问，企业追求的是更快、更有效益。在这样的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探索，建立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管理流程学说，在企业制度方面可以说是比较完善和成熟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这套科学管理方法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一些企业过于盲目地崇拜西方管理学，对企业进行了全西化管理的改造。西方的管理学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思维模式上和西方政治以及社会环境中的管理体系，是否对于任何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群体都适应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尤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由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历史悠久性，完全照搬西方的这一套看似科学的管理模式肯定是不行的。很快，被引入中国的西方管理模式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结果使很多中国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早年的实达集团由于引进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方案，进行西化管理，结果不仅浪费了大量钱财，最终也倒在了西化管理的路途上。

  我们不能否认，泰勒等西方管理先驱提出的管理理论对当时的企业无疑是影响巨大的，其正确性和合理性毋庸质疑，但对不同时代、不同规模、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而言，却出现背道而驰的现象。就拿泰勒来说，当时美国公司的平均员工仅仅才4人，只有极少数企业拥有百人以上员工，在这种规模的企业里，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还是可行的。但现代企业的组织变得更大、更复杂了，出现了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大企业，尤其是中国本土企业，面对的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道德化体系习惯性思维的员工，面对的是“情理法”三者并存的情感人文因素，依然沿用20世纪泰勒的理论来处理21世纪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俨然是行不通的。

  在给设在北京的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开幕词中，西方管理之父德鲁克这样写道：“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的确，不管是管理的制度还是管理者，都不能靠引进国外的。德鲁克认为：中国不能从国外引进管理者的原因就是，要想管理好中国企业，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只有了解了中国文化才能读懂中国和中国人。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很大，西方重视企业制度的规范和建设，但中国文化却是在情的基础上才谈纪律。“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中国，单纯讲制度是行不通的，必须还要讲驾驭“人情”的能力，只有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制度，才能被不打折扣地执行下去。

  谈到管理学，我们现在经常盲目崇洋媚外，殊不知，即使是重视制度建设的西方管理理论，也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17世纪末孔子思想就在欧洲各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开来。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曾说“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而与儒家相比，《道德经》、《孙子兵法》因其实用性而更受欢迎。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时强调：“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老子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哲学思想。《孙子兵法》同样也受到军事界的厚爱。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子兵法》被西点军校列为教学参考书。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时，发现其办公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

  中国的先哲、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更是称得上是世界管理之父，他不仅比德鲁克早两千多年，也比西方的管理学对管理阐述的更全面。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将商鞅提倡的“法”、申不害强调的“术”以及慎到倡导的“势”结合起来。法家讲的“法”，指的是制度；术，指的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和领导才能；势，指的是领导权威和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程度。法家提出的要健全法制、明确法律的作用，这与西方注重法制建设如出一辙。一个组织如果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靠人治而不是靠法治，管理效率将十分低下，但光靠法制远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一个管理者如果不树立自己的“势”，不懂得掌握权力就会缺乏威信；如果不懂得“术”，就不能很好地驾驭下属。合理的制度加上领导权威和管理技巧，其实就是一套很全面和很完善的管理科学体系。

  韩非子的管理学将管理总结为“法、术、势”，既有西方制度上的管理学精髓，又有中国哲学理念下产生的领导力的“术”，还有中国“天人合一”理念的“势”，堪称管理学的集大成者。“法、术、势”治国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对世界管理学最杰出的贡献。韩非子对西方的管理学影响深远。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深深影响着世界管理学，也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了一套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科学，这其实就是德鲁克认为中国企业家不能引进的的原因。因为西方的管理者只是制度的熟知者，他们并不懂中国化管理的哲学精髓。我们当代的中国企业家应该从传统哲学的管理思想中吸取经验和智慧，从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发，不断完善组织制度建设，努力提高管理者的领导艺术，建立一套科学的中国化管理体系，使中国化的管理思想在世界管理学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工业化革命的滞后，在管理科学方面，西方是走在了我们前面，但管理的哲学理念的源头还是来源于我们中国。早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儒家和道家及诸子百家的先哲们，就提出了完整的治国理政的管理哲学理念，19世纪以来西方的管理学者从我们的哲学理念中吸取了很多启示。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很多国家也都得到了承认。

  当下中国企业，制度建设已不是最大问题，但制度建设以后如何用人性的道德力量去执行遵守它，是一个挑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模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教怎么做人的管理方法，只有懂得怎么做人，才能主动去遵守管理制度，否则制度永远都是写在纸面上的。只有中国化管理才能真正把“制度流程与中国人文管理相结合”，才能符合中国本土企业的人文环境，才能使中国企业家从简单学习西方的工匠蜕变成熟知管理哲学思想的艺术大师，才能让中国企业建立一个有能力进行持续性无惧革新的组织。中国化管理的理论实践和探索为中国管理理论能够在世界管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应该在这条路上大胆实践下去，并总结出相关的理论体系，这恐怕是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最崇高的使命和责任。 

   (段俊平 /文,载9月25日企业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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