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重庆商会日期:2021-01-18 点击数:462
浙江日报1月18日登载(汤蕴懿 编辑 周宇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长三角三省一市是国内公认的最具经济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在新发展格局下发挥长三角的前期基础,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需要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以“新三驾马车”为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提供系统升级环境。
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短期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将持续面临较大压力。海外供应链和全球市场需求的收缩已成为全球跨国生产网络的常态。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疫情控制不力形成的悲观情绪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等渠道,已经转化为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的负效应,反过来加剧现有的保护主义势力,必然再度削弱全球跨国生产体系纽带的内在稳定性,也会对长三角产业稳定带来重要影响。
中期看,发达国家在前沿科技与高端产业形成“闭环”,阻止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升级。一方面,高技术领域经贸关系未来将有可能陷入政治化的态势。中美经贸摩擦不仅冲击跨国供应网络,而且增加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高技术产业跨国供应链的隐形壁垒,中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中,进口中间品的保障受到冲击。另一方面,疫情之下,大型跨国公司更加重视在母国邻近的地区进行供应网络布局,更多地将采取“N+1”的布局模式,分散中间品生产过于集中的风险,谋求未来创新体系的控制力。
长期看,西方正在构建以数字化生产体系为基础的新产业规则,以形成未来的全球竞争力。相比货物贸易,当代贸易市场增长最为活跃的板块是数字贸易,呈现高度的“无形”属性,边界尚未有权威标准,但是该领域的国际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合作双方在交易规制上的一致。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和受制于本土服务市场培育的初期节点,面临巨大挑战,在数据自由流动、数字本地化存储、数字生产和服务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需要形成治理新体制。
长三角地区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引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战略方向。依托国内市场、夯实数字基建和打造有竞争力的全球开放新链接,长三角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是全球贡献最大和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之一。“十三五”期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3.2万亿元增长到41.2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正处于消费水平升级爬坡的关键节点。中国消费为全球贡献的还有更为重要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应用市场。产业链创新端虽然依托研发投入,但是更离不开制造和用户管理等研发之外的多个价值链环节,未来跨界创新和多样化需求引导的创新更加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需要更加重视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创造需求。
中国将以新基建锻造数字时代全球产业新优势。2020年中国新增约58万个5G基站,推动共建共享的5G基站33万个,所有地市实现5G覆盖。启动新基建将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释放国内经济增长潜力;新基建投资能带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5G、车联网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在应用场景上的规模优势将提高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国家竞争力,并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集聚地。
中国将以“新贸易”打开链接全球产业新方式。随着5G、“云”经济等数字产业的快速增长,信息技术将会呈现指数级增长、数字化网络化进步、集成式智能化创新的趋势,机器之间、生产系统和操作系统之间、供应商和分销商之间的网络互联将进一步打通,中国将在服务和制造深度融合趋势下,以新的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布局。例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通过在上海就地组织全供应链生产,把研发端前移,把销售端放大,在“最优技术”与“最优市场”下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新优势。一方面,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为特斯拉带来更大规模的技术研发与产品销售动力;另一方面,特斯拉依托长三角汽配市场制造优势,以最有效率和最安全的方式集成产业链上的核心产品配套商、新能源零部件供应商等,形成安全、高效和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闭环。
长三角地区如何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升级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十四五”开局之年,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长三角尤为关键。
首先,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依然是当前长三角面临的重要任务。目前,长三角区域产业链内的外向型企业上游原料和中间品供应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仍处于较高水平。作为高度外向型的制造业集群,通信和电子信息技术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口依存度达到36.8%,在进口商品构成中,作为原料类和初级加工中间品的产品几乎占了一半,这类产品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品,但是缺少替代品。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这类上游产品供应同样也成为本土企业的高风险供应环节。因此,要以服务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跟踪重点、优势、特色产业的产业链企业名单,定期倾听企业的核心政策诉求,建立完善响应机制和应急机制,在资金、用工、原材料、用能、物流、订单开发等方面建立绿色通道。同时,应尽快推进长三角产业链“补链”环节,加大区域之间、核心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其次,发挥好“新三驾马车”的作用,形成长三角产业链升级引擎。在需求端通过创新消费模式、提升消费能级,做强新消费;在供给端用好用足长三角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联通新基建、融通新制造,实现产业链升级。疫情极大地推进了线上消费和平台消费,身处“包邮区”的长三角,如何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完善售后反馈和退换货服务,逐渐形成区域内的联动,值得关注。而在线新经济作为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不仅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创新,更是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不仅是行业和领域的拓展创新,更是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的革命性提升。长三角应进一步利用全国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扎实的产业基础,探索开放数据、开放源代码和开放标准;围绕企业需求,加强“容缺、容错、容新”,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特色牌。
最后,构建长三角双向开放新优势,实现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升级。今后,跨国公司将加快向疫情控制良好、营商环境较好特别是产业链相对完备的地区转移生产与订单布局。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城市群通过不断努力,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正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安全生产的“避风港”。一是进一步发挥好上海的战略枢纽和重要节点功能,联动浙江、江苏、安徽三地自贸试验区,组建世界级的长三角自由贸易区,实现长三角对外开放的整体升级和协同发展;二是在对标世界一流的开放型经济规则与法治环境外,利用长三角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规模优势,增强数字贸易规则的国际话语权,在长三角自贸区率先叠加RECP规则,增强我国在数字平台治理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三是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合作机制,以打通产业通道为重点提升长三角产业链治理能力,重点支持具有产业优势的领头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产业链,注重远岸和近岸产业的合理布局,强调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