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是个有趣且有价值的话题。

  尹明善曾写过一篇文章这样说重庆的商业文化：“水码头积淀的重庆特色文化有别于陆地城市，它从胎中带来的就是重商文化。陆地城市则不然，在换货、交易不甚发达的漫长的早期，必定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

两者相比，农耕文化的陆地城市比重商文化的码头城市要早一两千年，比如，成都的武侯祠、草堂，就比重庆的古老悠久。但码头城市更加贴近现代经济，它有商业、船运业、仓储业、从造船起始的加工制造业，直到相关的金融……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为迅速，更容易实现市场化、跨区化、国际化。”

这是我所读过写渝商文化最精到的文字了，但这在某种意义上说的是古代的渝商文化。2006年，在第一届十大渝商评比之初，我曾采访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育仁，他的一段脱口秀对另一个时期的渝商文化做出了总结：

“本土重庆商人的特质，首先想到的肯定还是重庆人的个性———豪爽、重感情、胸怀广。当然，有人说这些性格并不是现代的商业精神，商场如战场，充满变数，重庆人的豪爽、重感情很容易因为缺乏理性而被人利用。

我不得不承认‘重庆商人’的个性在市场经济早期更明显一些。包括浙江、广东、上海人的理性，精于算计，都是当时的重庆人根本无法相比的。我曾见证了不少重感情的重庆商人因为缺乏防范，生意打倒了，但我总觉得这些重庆商人的豪爽、讲义气成为一种难得的内心体验，他们把浓郁的感情倾注给别人，把感情灌注到冷血的商场。但这些豪爽、重感情的重庆商人的确越来越少，巴渝文化底蕴和性格也越来越淡，现代商人都趋同化了。”

张育仁的观点我们可以一分为二：相对很多地区，重庆缺乏商业文化传统；与其它文化类型一样，商业文化在碰撞中交融。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几年来重庆企业学丰田、GE，学定位理论、稻盛和夫哲学，学华为、海底捞……我相信所有学习过程犹如一场无止境的登山，渝商要做的就是在更高海拔获得更多的内涵和机会，完善自我，完善员工，并完善一个企业生态。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说渝商精神：包括“耿直”这种形容词将越来越少，越来越不重要，摆脱一些不靠谱的形式，渝商从理论到技术正在完成一次自我革新，从而展现出一个新的商业文化内涵。

今天，我们选了四个词汇：“资本”、“文化”、“眼界”、“管理”来表达我们对这场商业文化变革的理解：我们不想强调重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区别，也无意解释20世纪和21世纪的关系，这是渝商与商业本身的话题。

（文/仇峥，摘自9月6日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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